编者按：《见证影像志》栏目播出的9集纪录片《非常时刻》真实纪录了北京非典期间的感人故事，其中第一部《地坛医院60天》完整反映了地坛医院抗击非典的真实历程，该片播出后，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地坛医院为此写来感谢信，表达对我台记者忘我工作精神的敬意。播出期间，副总理特地调看此片，并在最近陪同总理视察地坛医院时，表扬该片，认为这部纪录片真实感人，收看时多次泪流满面。《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新京报》、新浪网、千龙网、网易等媒体都以加以报道。以下是部分媒体报道。
摄影师张洪峰在地坛医院。张洪峰说：“2003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就是白口罩，但是对我，是生和死。”张海强摄
11月17日央视播出纪录片《地坛医院60天》。一年前的11月16日，广东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
今年4月26日，记者张洪峰和张海强进入北京地坛医院，6月24日离开。他们为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拍摄的6集记录片，片名很简单，就叫《地坛医院60天》。11月17日晚11点25分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第一集里，无数观众看到了4月30日当天，北京市卫生系统的一位干部在手术台上被切开气管，几小时后，他被SARS病毒夺走生命。
医生走过摄像机，脚步沉重。虽然被厚厚的防护服包裹甚至看不到眼神，但身体语言却更清晰彻底地道出他无比复杂的心绪。他疲惫地向镜头摆手，摄像机并没有停下，继续随着他走到病房外，他手扶栏杆默默站住，空气仿佛凝固。一分钟后他转身离去，留给镜头一个瘦小孤单的背影。
“并不是我多想渲染可怕，而是事实就是如此。我要主动表现的，就是生和死的这种临界点上，也许几个小时之后就死，也许几个小时之后就生。”张洪峰说。人们或还记得非典时期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大学生面对镜头的自信：“非典没什么可怕，你看我们的同学们照样在阳光下欢笑。”张洪峰也看到过，那是在进入隔离病区后的一天，在病房里的电视上。“看了以后我知道我应该对大家说我看到的东西。假设我们没进去，假设我们没把整个这段东西保留下来，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只是欢欣鼓舞，因为我们又赢了。”
3月前一直在河南拍摄艾滋病题材的张洪峰极力请战，在进入隔离病区拍摄的请愿还没得到批准之前，他像任何一个记者一样开始做前期准备：每天购买阅读各种报纸，在心里为这部记录片的大致结构做计划。“有个周末告诉我说同意了，我已经做了很好的准备。”进入地坛医院办好一切手续，党委书记兼院长要与他们面谈。“刚谈了两到三分钟，一个医务科的人推门进来说：‘没口罩了，怎么办？’接着就是赶紧联系口罩。当时外面抢购物资也好，超市买空也好，我都当作漫画来看。现在我看见，战场突然没有子弹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有一种恐惧，到底我们到了啥地方？我20多天的准备，那么多的资料，跟我的心理底线，一瞬间全部崩溃了。”
很快得到消息，一个患者将要做气管切开手术。当时是“切开一个气管，倒下四个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戴上两个16层口罩，外加一个并不确定能否防御病毒的防毒面具，5分钟以后，张洪峰已被汗水浸透。两个小时，是他呆在防护服里的体能极限。“病房非常狭小，不可能让你去作技术上的调整。缺氧、呼吸急促、高温，整个人是不在状态的。我只知道，第一，要给医生让开位置，不要耽误手术的进行；第二是当带子快录完了，听到警报，要去换带子。至于是不是要个特写，是不是要个全景，是不是要抓个表现……全都没有了。我就知道要不停地拍，能保证本身不倒下还能让摄像机开着，已经是尽我本身最大的努力。”
“我还在拍摄中，悄无声息地，毫无预警地，医生摇着头都离去了。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护士为那人蒙上了床单，我愣在了那里。”张洪峰4月30日的日记上这样记录着。那一刻他呼吸急促，觉得憋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舒服。突然觉得不对，是一股冷空气！我不敢随便告诉别人，但是我知道肯定坏了，冷空气意味着防毒面具损坏了，我吸进的是病房里带病毒的空气。刚看见其他人的死，现在又吸进去污染空气，心情一下子就变了。我不觉得我是个记录片的作者，也不觉得我是个外来的旁观者，我跟别人都一样。惟一的不一样就是我拿着摄像机。”
张洪峰说那天的午饭他吃得特别庄严：“谁知道这是不是你吃的最后一顿牛肉？”这以后他没有了任何关于记录片的想法，只想着多拍一点，留给后人。“就像抢一样，每天吃完饭，就去病房。我建了一个情报网络，告诉我今天有什么事。最重要的、最惊险的、最危险的、最特别的，多拍一些。我就希望有一天大家见不到我的时候，见到一摞经过消毒的资料。”
张洪峰和同在隔离区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南方周末》记者林楚方一样，后来都有过发低烧的经历。“听大夫说这是传染病医院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感染了少量的病毒后身体出现的特征。我不了解什么时候这样的少量变成大量。”他并不掩饰什么，“有人说你们很勇敢，我觉得我们不勇敢，我们也很恐惧。”有几个夜晚，他必须连听四五张CD才能入睡。他与在拍摄过程中建立了极大信任的刘子军医生约定：只要及时告诉自己以便留出写遗书的时间，那么如果自己倒下，把所有治疗的权力委托给他。甚至是“只要你对我诚实，我的遗体就交给你来解剖”。
5月16日，张洪峰在地坛医院的隔离警戒线一端遇到刚刚赶来的一对父母。在其他家属迎来康复出院的亲人的同一地点，他们接到的是31岁儿子的遗物和一纸死亡证明书。在张洪峰询问之下，老父亲强忍眼泪对着镜头说，儿子15岁考入清华大学少年班，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后被推荐为硕士研究生。他的儿子正是今年4月曾接受《南方周末》SARS专题采访的留美博士龚军平。老父亲对镜头拿出一张美国华盛顿州的驾驶证———“儿子”的含义，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一张卡片，他难言苦痛。在他身后，母亲失声恸哭。
后来的日子，张洪峰继续见证着悲剧：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丁秀兰、护士王晶、二病区顽强的老张一一离去。他也见证了导演谢飞、央视同事刘洪波、5岁的胡嵘森、8个月的王庚以及更多患者的痊愈。6月24日，天气晴朗。张洪峰少有地早起，吃了早餐，还换上了一件新衬衫。到达病区，他看到不少病房已经空了，医护人员正忙着把病人转移到七、八病区，并准备集中接收北京其他医院所有的患者。“看着已经敞开了的二病区房门，我几乎都开始怀疑自己两个月来经历的一些人和事的真实性，那些是真的吗？”张洪峰在日记里问自己。下午3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和疫情警报。张洪峰接到主编电话，他们的拍摄工作结束。张洪峰和张海强拍摄了110盘素材带，4000多张照片。
拍摄完成后一个月，张洪峰不愿碰素材。剪片的时候有同事提出，技术上存在着种种问题，张洪峰说：“这个片子，第一它是真实，第二它是独家。我觉得就够了。至于在艺术上怎么样……零乱感本身就是病区的状态。病房里非常枯燥。它不是我们想的线性发展。你今天拍这个病人，明天再准备去看看他的时候，告诉你：‘他昨天去世了。’生和死在里面很常见，没有人想到要告诉你一声。”
《见证》栏目制片人陈晓卿提供了这样的细节：当那位卫生系统的干部去世，他的儿子就在隔壁病房，而且另一台机器就在拍摄。“这对拍摄者来说是一种考验，非常残忍。这边抢救，那边儿子懵然不知。他在听随身听，把随身听音量放大一点，做一些动作……”作为一个老练的记录片制作者，他可完全把两个场面交替呈现。“那种效果，我想就两个字———惊悚！”但他们终于不能够那样做，而且必须把儿子的影像模糊处理。“咱们不可以对这一个孩子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对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要超过我们栏目做不做这个节目。”
在记录片播出之前，张洪峰和陈晓卿还必须做一件非常态的工作：一一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活着的，联系本人；死去的，征询家属。在最后一集里，龚军平父母的悲痛在无数观众面前重现。老人能够同意记录片呈现和公开这样的伤痛时刻，是真正勇敢的选择。“更多人不配合，所以删掉的东西特别多。我觉得能够理解，换了我也受不了。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对于受众来说，他们有权利知道。”陈晓卿说。
与《地坛医院60天》同一系列，将随后播出的，还有另两部记录片。《头二三条居委会》讲述人民医院对面一个居民区的故事。居民区里既住着北京市民，又有因照顾非典患者而租住房屋的外地人。一个普通的北京居委会，此刻必须处理种种非常状况。《非典应急小分队》则描述海淀分局身着防化服的警察，在持续不断的增加的“非典时期特色案件”中，接受智与勇的考验。对记录片创作者而言，非典城市中无疑有着太多的故事。
本報訊 一部真實記錄北京抗擊非典歷程的9集電視紀錄片《非常時刻》11月17日在中央電視台一套《見証影像志》欄目播出。該片由《地壇醫院60天》、《頭二三條居委會》、《警察故事》三部組成。其中第一部真實完整地再現了北京地壇醫院與死神抗爭的日日夜夜，張洪峰、張海強兩名記者在非典時期到該院封閉拍攝達兩個月，創造了中國記者“零距離”拍攝非典最長時間的紀錄。
电视纪录片《地坛医院60天》日前在中央电视台首次开播。该片是记录北京遭遇非典真实经历的电视记录片《非常时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片中真实完整地记录了地坛医院医务人员日夜奋战、全力救治非典病人的感人事迹和医患携手与非典病魔殊死搏斗的场面。拍摄该片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不畏风险，在地坛医院内封闭拍摄整整两个月，创造了中国记者“零距离”采访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最高纪录。(通讯员 陈明莲)
真实记录北京遭遇“非典”经历的电视纪录片《非常时刻》，昨晚11时25分在中央一套开播。该片其中一部的《地坛医院60天》于昨日下午在地坛医院首播。
拍摄非典60天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洪峰、张海强回到了地坛医院。与曾经并肩作战的医护人员共同欣赏非典时刻拍摄的纪录片，曾在医院治病的非典病人徐世辉、徐宏睿父子等人也被请来观看。
在观看纪录片时，很多医护人员都噙满眼泪，特别是看到自己全副武装身穿隔离服给病人治病、一些儿童趴在窗口渴望窗外的镜头时,他们更是声泪俱下，整个放映厅一片肃静。
央视记者张洪峰、张海强是4月24日进驻地坛医院，6月24日撤离，共封闭拍摄了两个月，创造了中国记者“零距离”采访SARS的最高纪录。
千龙网北京11月15日讯 一部真实记录北京遭遇“非典”经历的9集电视纪录片《非常时刻》，在发现SARS疫情一周年之际，将由央视一套《见证影像志》栏目隆重推出。
它将展现给观众在同一片天空下面对“非典”的恐惧，以及什么才是这个城市最真实的表情。该片由《地坛医院60天》、《头二三条居委会》、《非典应急小分队》三部纪录片组成，11月17日起将在CCTV-1《见证影像志》栏目播出，播出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三23：25。
2003年3月6日，北京出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4月20日，北京实现疫情每日一报制度，这天的“非典”病例为339例，一周后，这一个数字翻了3倍。在一片草木皆兵的恐慌中，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见证影像志》派出三个摄制组，分别进驻地坛医院、头二三条居委会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应急小分队，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用镜头记录了北京非常时刻的真实状态。
《非常时刻》第一部《地坛医院60天》完全以发生在“非典”定点医院——北京地坛医院的故事为内容，是一部最全面、最完整地反映“非典”期间地坛医院真实面貌的纪录片。《见证影像志》栏目的记者张洪峰和张海强自4月24日进驻地坛医院，6月24日撤离，共封闭拍摄整整两个月，创造了中国记者“零距离”采访SARS的最高纪录。
《头二三条居委会》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北京居委会在“非典”时期的故事。居委会是市民管理的基层组织，如同北京肌体的一个细胞，它对这个城市环境及人们心理的变化，无疑有着最敏锐的触角。该片将为你呈现寻常巷陌里的非常经历。
《非典应急小分队》描述的是身着防化服的警察。在“非典”时期，应急小分队的警察从防化服到防毒面具全套“武装”，他们的形象令人感到陌生，其实对他们自己而言，所执行的特别任务也是全新的考验。而与此同时，一些具有“非典”时期特色的案件也在增加，考验着警察们的智与勇。
《见证影像志》由原《纪录片》栏目改版而来，致力于“建立变革中国的影像志”，是中央一套唯一专门播出纪录片的窗口，迄今已播出过深具影响的《百年中国》、《时间的重量》、《一个作家和一座城市》、《守望三峡》等系列纪录片。
千龙网讯（记者 郑涛） 在发现SARS疫情快到一周年之际，一部真实纪录北京遭遇“非典”经历的9集电视纪录片《非常时刻》于11月17日-12月3日在CCTV-1《见证-影像志》栏目陆续播出。
2003年3月6日，北京出现第1例输入性非典病例。4月20日，北京实现疫情每日一报制度。这天的非典病例为339例，一周后，这一个数字翻了3倍。在一片草木皆兵的恐慌中，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见证-影像志》派出三个摄制组，分别进驻地坛医院、头二三条居委会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海滨分局的应急小分队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用镜头记录了北京非常时刻的真实状态。
纪录片《非常时刻》由《地坛医院60天》（30分钟/6集）、《头二三条居委会》（30分钟/2集）、《非典应急小分队》（30分钟/1集）三部纪录片组成，
将于11月17日-12月3日在CCTV-1《见证-影像志》栏目陆续播出。播出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三23:25。
晨报讯（记者 刘墨非）一部真实记录北京遭遇非典经历的９集电视纪录片《非常时刻》从昨天起开始在中央电视台１套播出。在昨天的首映式上，非典定点医院之一、北京地坛医院的医务人员们表示：这些非常时刻中的真实影像最能体现人间的温情。
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在非典期间共派出三个摄制组，深入地坛医院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等一线“阵地”，真实地记录下在危险时刻人们的真实状态，全景式地描摹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中发生的故事。整个纪录片包括《地坛医院６０天》、《头二三条居委会》和《小分队日记》三部分。其中《地坛医院６０天》完全以发生在非典定点医院——地坛医院的故事为内容，是一部最全面、完整反映非常时刻地坛医院真实面貌的纪录片。(北京晨报网站)
一部真实记录北京抗击非典历程的9集电视纪录片《非常时刻》11月17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见证影像志》栏目播出。该片由《地坛医院60天》、《头二三条居委会》、《警察故事》三部组成。其中第一部真实完整地再现了北京地坛医院与死神抗争的日日夜夜，张洪峰、张海强两名记者在非典时期到该院封闭拍摄达两个月，创造了中国记者“零距离”拍摄非典最长时间的纪录。
一部真实记录北京抗击非典历程的9集电视纪录片《非常时刻》11月17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见证影像志》栏目播出。该片由《地坛医院60天》、《头二三条居委会》、《警察故事》三部组成。其中第一部真实完整地再现了北京地坛医院与死神抗争的日日夜夜，张洪峰、张海强两名记者在非典时期到该院封闭拍摄达两个月，创造了中国记者“零距离”拍摄非典最长时间的纪录。
本报北京11月20日电电视纪录片《地坛医院60天》日前在中央电视台首次开播。该片是记录北京遭遇非典真实经历的电视记录片《非常时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片中真实完整地记录了地坛医院医务人员日夜奋战、全力救治非典病人的感人事迹和医患携手与非典病魔殊死搏斗的场面。拍摄该片的中央电视台记者，不畏风险，在地坛医院内封闭拍摄整整两个月，创造了中国记者“零距离”采访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最高纪录。
一部真实反映非典时期的北京的纪录片《非常时刻》，在发现SARS疫情一周年之际隆重推出。该片由《地坛医院60天》(30’X 6集)、《头二三条居委会》(30’X 2集)、《非典应急小分队》(30’X 1集)三部纪录片组成，11月17日起将在CCTV-1《见证影像志》栏目播出。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出现中国内地第一例SARS病例，随后，华北等地也先后出现SARS。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无形对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在中国打响。
在举国上下同力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栏目《见证影像志》悄然派出三个摄制组，一组进驻地坛医院，另两个摄制组分别跟踪头二三条居委会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应急小分队，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用镜头纪录了北京非常时刻的真实状态，制作完成系列纪录片《非常时刻》，全景式地展现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中发生的故事。
《非常时刻》第一部《地坛医院六十天》完全以发生在非典定点医院——北京地坛医院的故事为内容，是一部最全面、最完整地反映非典期间地坛医院真实面貌的纪录片。《见证影像志》栏目的记者张洪峰和张海强自4月24日进驻地坛医院，6月24日撤离，共封闭拍摄了整整两个月，创造了SARS期间中国记者SARS采访的最高记录。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感染的危险，他们用摄像机和照相机拍摄了大量影像资料，他们的镜头真实完整地纪录了地坛医院最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手术台上与死神的抗争，儿童病房里苦涩的童年，实验室里的视死如归，一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首，那些渗透着生与死，血与泪的悲情日夜，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为之震撼。
《非常时刻》第二部《头二三条居委会》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北京居委会在非典时期的故事。居委会是市民管理的基层组织，如同北京肌体的一个细胞，它对这个城市环境及人们心理的变化，无疑有着最敏锐的触角。油盐酱醋，与非典病菌如何共生？该片将为你呈现寻常巷陌里的非常经历。
《非常时刻》第三部《非典应急小分队》描述的是身着防护服的警察，在非典时期，一些介入非典紧急事件处理的警察，形象令人感到陌生，其实也令他们自己不适。而与此同时，一些具有“非典”特色的案件也在增加，考验着警察们的智与勇。
4月30日上午，我们第一次拍摄的气管切开手术中，这是SARS病房里最危险的操作，在广东有切一个患者倒下4个医护人员的记录。经过长时间的手术，患者还是没有能够走下手术台。看着泪流满面的医生和护士，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们没能流住这个好父亲，在只有一张病床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把生的希望留给了16岁的儿子。我无法估计我的这次拍摄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当我看到他被白布覆盖的遗体，我真的希望有机会能够有天堂，那样他就正走在去天堂的路上。
那天中午，我吃光了饭盒里所有的牛肉，从此，我的“享受人生每一块牛肉”的名言不胫而走。我还和手术麻醉师刘子军签订了生死和约。死亡对我来说，再也不单单是报纸上的一个数字，它就真实地发生在我的眼前。每一次进入病房拍摄，我就开始给自己倒计时……
儿童病房里的孩子们比想象中的坚强，也许是年少不更事的缘故，儿童病房里的孩子们相对大人们要轻松许多。昨天送来的一个孩子正在扎点滴，没有父母在身边的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我的眼里多了一份悲凉。我的同事甚至都不忍心进入病区拍摄。他说，我只想抱抱孩子们。在进入病房工作以来，他已经好久没有和自己上小学的儿子见面了。儿童病房里的孩子最小的只有4个多月，听照顾他们的儿童医院的医生护士说，他刚来的时候都不会吃奶，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了，他们还在被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所吸引，这样几乎所有的护士都加入了喂饭的行列。出于对我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的好奇，一个小男孩和我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他甚至托我给120救护车打电话，要把自己的妈妈接来。我问他家里好还是医院好，他说还是家里好，因为家里有妈妈……
几天以后5岁的胡荣森和8个月大的王庚要出院了。儿童医院的胡大夫利用换班的间隙去送他们，对她自己来说，这是最感欣慰的。两个孩子的爸爸都早早地等在了医院门口。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小胡的爸爸忙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了自己儿子的身上，但是8个月大的小王庚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爸爸了，哭喊着直把护士阿姨的身上钻。虽然，他们的妈妈还分别在其他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他们两家还没有团圆，但是，今天对于两个父亲来说，又无疑是最幸福的。
早晨，医院放射科主任李长青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班前会议上，许多来自其他医院的放射科医生都是第一次来地坛医院来支援，尽管大家都相互不认识。他们拍摄的X光照片，是医生诊断的第一参照。同时减少当班医生进出病房的次数，也相对减少了同伴被感染的危险，但是，自己的危险也成倍地增加。
忙碌的病房,医生开始给新来的病人查房。他了解了病人的情况后，总是这样的安慰病人说：没关系，这样的病情只有5%的死亡率，你的状况很稳定，一定能过了这一关的。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和病房里面紧张的气氛，很多人几乎都相信，自己有可能是在这5%里面……
人民医院孙炎大夫的情况慢慢的开始好转，在李长青主任给他拍片时，她主动要求要站着拍，这样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她告诉我们，刚入院的时候情况很危急。和她一起在地坛治疗SARS的人民医院医生还有丁秀兰和王贺、王晶等人，他们都是在救治SARS患者的情况下被感染的。刚开始几天，丁秀兰的情况还较为稳定，还经常照顾和鼓励急诊科被感染的几个护士。但是后来她的情况急转直下，5月12日深夜我们来到她的病房时，她的身上已经插满了抢救用的各种管线，一直到午夜时分，她在我们的镜头前始终没有一丝动静，只是生理监护仪上面的各项指标都在显示着她的生命体征，医生和护士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在后半夜我们离开她的病房以后，她的情况开始迅速恶化，5月13日凌晨4点15殉职。
深夜，一辆救护车开进了地坛医院的第九病区，一个儿童SARS患者被转送到了这里……
第二天，我们见到了曾经被丁秀兰救治过的护士，他们在我的镜头前泣不成声。虽然她们就住在丁医生的隔壁，但是她们几个都没勇气在丁医生生命最后时刻去看她一眼。我也禁不住泪流满面，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甚至开始喜欢起这一身让我几乎没办法呼吸的防护服来。在它的遮掩下，一个男人的泪水可以尽情流淌。她们告诉我，希望等出院以后，到丁医生家里当女儿。
在他们的一墙之隔，丁医生的病房已经空无一人，整个病房被一种淡蓝色的消毒气体所笼罩着。各种一起设备已经被移空，就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丁秀兰的痕迹。以后，可能也不会有人知道她的情况。望着孤零零的病床我想，丁秀兰的去世留给她丈夫和女儿的伤痛却是永远的。
谢飞的情况也较为稳定，但是还在氧气的维护之下，说话是比较喘，血氧含量也没有恢复到健康的标准，他告诉我说今天终于度过了“鬼门关”了。就在这段日子里，他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日出》正在北京电视台热播。我们带给刘红波的红玫瑰也被他在病房里保留了很久。
再次见到谢飞，他已经拿掉了氧气面罩，血氧含量也已经日趋稳定了。李长青按医生的要求给他拍摄了最后的一张X光照片。听他所在的二病区主任李兴旺大夫说，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了。李兴旺主任作为防治SARS的专家，他刚从山西指导帮助工作回来。在从机场回医院的路上，我没有问他关于山西省的情况。我的家人也在山西，那里是疫情的重灾区。我也是好久没有和家里联系了，我不知道该问他们些什么，或者有什么能告诉他们。
晚上，护士王春华和电工郭亮的婚礼也在医院的隔离区如期举行，在一个业余作者侯海华的《白衣天使》的歌声中，护士长王克容泪流满面……
人民医院的王贺的病情极不稳定，为了更好地治疗，经过指挥中心的协调，决定把他转院到条件较好的中日友好医院的ICU病房。住在他楼下病区的中国银行的图书馆馆长李守平的情况也好转了起来。他是北京市感染SARS的患者中，气管切开后仅存活的3个人之一。护士小郭要离开地坛医院的一线了，他决定给患者刮最后一次胡子。经过与死神的搏斗，住在二病区的另一位患者还是停止了他多日来早已艰难的呼吸。看着他渐渐平静的面庞，我倒生出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他真的太累了，现在的他可以歇歇了。和他朝夕相处的几个医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禁泪流满面，他们深深陷入了对自己的无奈的自责之中。我们目睹了几个年纪不大的小护士，像对待自己亲人那样为老赵清洗整理遗体，像对待自己家的长辈一样给他最后的尊严，最后一次送他远行。也许，作为恶性传染病，在这样的时候往往是传染性最强的时候，看着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连我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患者的女儿还在前一天打来电话，要求和爸爸说话。那时，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之中。看着他宁静的面庞，不知道哪个时候他是否听到了女儿的一声声呼唤？
SARS患者在生病住院期间不能得到亲人的抚慰和照顾，也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可能是最无奈和残酷的了。
当地坛医院病区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缓解时，一场寻找SARS病毒的工作也随之迅速展开。这是科技部和卫生部共同主持开发的国家“863”项目，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地坛医院的病理学家组织实施。通过对SARS患者的遗体的解剖，来分析了解病毒的致病原因及发病机理，对今后攻克SARS提供一个科学的参照。在地坛医院基础建筑上，投入800万元建造的P3科学解剖实验室以不到两周的时间迅速建成并投入运行，及时获得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高教授在和丈夫(人民医院副院长)分别1个月后，在地坛医院里拍下了一张难得的合影。她是负责SARS病人遗体解剖的项目负责人。在冒着更大危险的同时，他们还要保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宫教授在开始作业之前，无数地强调安全操作问题。作为一个资深病理学专家，他们遇到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在实验真正开始的时候，他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穿起了军用的防化服装。后来的SARS病理说明会上，他对大家说：SARS病毒对人体30天的破坏程度，相当于艾滋病病毒10年……
5月16日，当龚宗友和老伴元金莲急匆匆地从隔离地跑到地坛医院的时候，才得知自己的儿子已经于5月9日晚11时永远离开了自己。面对一张写着“龚军平”的名字的死亡证明书，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自身一直引以自豪的儿子再也不会回来了。龚军平15考入清华大学的少年班，后来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30岁在美国额亥哦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31岁就因为感染SARS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起步的人生。我看到了一张他和儿子的合影。在阳光下儿子把小脸摆在了一边。他就是枕着这样的一张照片上路的。没有了父亲有力的臂膀，不知道对这个远在大洋对岸的小男孩来说，以后的阳光还会不会再灿烂？